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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风险保障系统中的信用原理 Fri, 20 Oct 2017
 
 

建设社会风险保障系统中的信用原理

信用分散下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集中,而集中起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分散下去,这是一个相互对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抓住这个对称性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发展是有作用的。因为忽视一面必然造成另一面的被动,同样忽视这面必然造成另一面的被动,既可以解决集中,也可以解决分散的就叫工具或叫理性工具,这样的工具越发展,分散与集中的效率和效益就高,人类很多时候,都在寻找这样的工具和理性。

比如目前的中国在崛起的时候,就在寻找自己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之中,还有更大的工具和理性,那就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原材料和动力。

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在自己崛起的时候,基本上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恰恰中国在崛起的时候,长期以来忽视了对于原材料、能源需求的规划,当制造业崛起的时候,前面会被动力和原材料要价,后面同样会被强势消费国压价,目前的现实是后被欧美所压价,不但商品与服务被压价,而且由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由于外汇储备只能借贷给美国,而美国反过来投资中国,形成的差价对中国更是不利的。

中国的原材料、能源、矿藏等由于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没有来得及建立储备制度,因此在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平准的防护墙,这样的竞争就等于是有勇无谋、有腿无脑,最后当然是自己看来占便宜其实吃大亏。

30年前日本同样资源匮乏,然而日本大型财团中的综合商社与钢铁公司先互相持股,在1960-1970年代利用日元坚挺的时候,相对低价地大举投资入股、购买海外矿山。30年后的日本,已在全球拥有了大量资源,在上游产业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固的供应链基础。之前的美国对于OPEC石油的控制更是经典案例。在之前,欧洲列强更是通过殖民地来掠夺资源和市场。

而中国在2002年之前,国内自产的铁矿石基本能满足钢铁行业的需求,每年只需从国外进口少量铁矿石。当时由于外需少澳大利亚和巴西求着中国买,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华时都带着铁矿石厂商,情况自2002年以后改变,加入WTO的中国开足马力,开始成为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商,对铁矿石需求大幅飙升。这个时候,世界矿商就开始渐渐占领话语权,越来越通过控制自己的产量来推高自己的价格,相应地中国越来越失去对铁矿石的控制,价格不断地被剥削。

事实上,韩国浦项钢铁的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而且它们之间有相互持股的关系,同时浦项制铁还与日本三菱财团在能源领域有密切关系。从1960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长期以来稳定供应铁矿石。2003年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Valepar公司15%的股份,并且还持续扩大了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4000万吨。2005年2月22日,日本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面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涨幅定为71.5%。随后新日铁与另一铁矿石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也达成类似协议,之后中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这一价格。至2008年2月18日,新日铁又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了涨价65%的协议,再次逼迫中国企业接受了如此巨大的价格升幅.

日本企业同时拥有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股份,意味着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会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另外,日本和韩国钢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都是卖到中国市场,涨价的部分自然也都被转嫁给中国用户了。

根据1981年确定的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每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世界主流铁矿石供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结果不难想见,一旦作为主要谈判参与方之一的新日铁率先接受涨价,中国钢铁业只能被迫接受。除了以上这些因素,白益民还认为“日本企业更善于谈判”也是原因之一。和中国企业更多体现的是“政府身份”不同,日本企业的谈判人员对整个市场非常了解,是一群“职业商人”。为了提高谈判取胜的机会,日本企业甚至会聘请专业“谈判专家”搜集情报、制定谈判战略,并参与核心谈判。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基本国策的物质基础。同样,和日本在矿产贸易中关系紧密的韩国,奉行的也是这种“财团模式”。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又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过程中,其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重要职能就在于打通当地“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日韩式”的综合商社牢牢控制了金融企业、商业和产业,将三者紧密结合;而“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将金融和产业分离,讲究的是“钱生钱”,导致大量产业流向别国,因此容易产生“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 “日韩模式”其实源自中国古代的晋商和徽商,那时候的“钱庄”就是如今的银行,而“商会”就是综合商社,因此他认为“财团”与其被称为“日本模式”,不如被称之为“东亚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一片空白,很多产业还未发展起来,当时学习“美国模式”是必要的,而现在则应学习“日韩模式”,从“做大”(万马奔腾)转向“做强”(综合集成),通过增强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而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这样才能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盘剥,而“不会沦落为外国企业的提款机”。

2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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